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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台灣近年來在經濟成長下所面對的重要課題有：外在環境的變化、產業轉型以及兩岸經貿關係。[1]其中最重要、最無可避免的問題，就是海峽兩岸獨有的兩岸關係，這也是台灣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特殊角色之一，無論要不要、願不願意扮演這個角色，台灣唯有接受並且在世界經貿舞台上努力排演好自己的角色(提升台灣的經濟實力)，才不會因為中國飾演大角而遭到觀眾冷落，而遭到貿易邊緣化。

        馬英九執政團隊上任之後，大力推動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經貿政策，包括開放陸客來台觀光、開放兩岸班機直航、兩岸簽署金融監理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簡稱MOU），以及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ECFA）等，希望藉由這一連串經濟措施，提升台灣的經濟動力，但是執政多年下來，台灣的經濟成長非但沒有起色，[2]反而對中國過度依賴。其次，政府當前所提出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於台灣經濟產生勢不可檔的影響，國家安全的隱憂更是來勢洶洶。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商業貿易愈趨緊密的同時，台灣內部產業所受到的衝擊究竟為何？過度投資中國的情形之下，又會對台灣整體的政治、經濟、安全造成什麼危機？台灣又要用什麼方式來保有自己的經濟自主？

        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台灣目前的經濟體制之下，台灣經貿依賴中國的原因以及所導致的影響範疇，在探討台灣是否過度依賴中國的同時，試圖為台灣的經濟自主性找到一條適合的出路。

關鍵字：台灣經濟、中國、兩岸經貿、經濟自主、依賴理論

第二章  研究問題

        台灣是個海島型國家，本身市場發展有限，經濟的發展有賴國際市場的拓展，因此台灣的對外貿易顯得相當重要。因此，四十多年來台灣採取外向型的發展策略，出口一直被視為帶動台灣經濟成長的引擎，出口依存度常高達六、七成。也因此，「國際化」、「全球化」、「自由化」的口號一直不絕於耳。[3]但是就在台灣參與全球化的同時，台商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密切往來更甚於其他國家，台商大膽西進，對中國的投資熱不斷地增溫。如今，中國不但已是台灣對外投資比重最高的國家，而且也早已超越美國成為台灣出口依存度最高的國家。[4]由於投資過度集中於中國與出口過度依賴中國市場，台灣實已步入經濟「中國化」的陷阱。此種現象乃是將全部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經濟風險相當大，一旦中國感冒台灣也跟著打噴嚏，經濟命脈將嚴重受制於中國的掌握，相對的，這對於國家安全也是一大隱憂。因此本文將進一步探討下列的問題：

（一）分析台灣對於中國經濟的依存程度以及其造成台灣經濟負面的影響？

（二）台灣該如何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保有自己的經貿自主性？

第三章  文獻檢閱

        過去，全球化只讓各國注意到經濟整合對外開放對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的好處，而忽略了自由市場理論本身的缺陷，以及全球化風險管理的難度與規範管制的必要性。國際貿易與對外投資自由放任的結果，使得許多國家製造業的工作機會大量流向中國，中國變成「世界工廠」，這些國家的產業因而被掏空。所以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之後，金融服務與房地產業的勞動需求受到衝擊而持續減少，以致即使政府不斷印鈔票，也無法創造足夠的工作機會，各國的失業率不減反增。[5]

        此外，因為許多人因為工作不穩定或是工作環境不佳，開始減少消費，進而造成整體需求不足，影響企業投資意願。加上全球化惡化所得分配，使得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中產階級陷落而窮人增加，青年世代面臨高失業的困境。這些不利因素彼此之間加成擴大，說明了為什麼金融海嘯之後，先進國家政府端出各種刺激經濟的振興方案至今仍無法奏效。[6]

        國內方面，台灣參與全球化逐漸形成「台灣接單，海外（中國）生產」模式，變相產生了「跨國勞動替代」現象，台商大規模雇用中國勞工取代原本在台灣工作的勞工，以致國內工作難找，薪資不漲，使得台灣現有三百多萬名薪資階層的月薪族被長期壓低在三萬元以下，而且實質薪資因物價膨脹而持續縮水。由於企業有了「外移出走」的選項，導致國內勞工薪資不易成長，更要接受長工時的勞動條件。[7]

        其次，是對國內投資與創新產生「排擠效應」。廠商超額投資中國嚴重排擠了對國內的投資。以1988到2010年間為例，台灣海外直接投資的規模高達GDP的2%，日本與南韓的規模卻不到1%。從海外直接投資相對於國內固定資本形成的比率來看，台灣的規模為8.48%，日本只有3.72%，南韓為2.63%。光是從這兩個指標本身的相對值便可推知，台灣的國內投資受到海外投資的排擠而受影響的程度十分嚴重，研發投入與產業升級所需的資金受到強烈排擠。至於海外投資的區位選擇，如果以先進國家為主，則有助於技術與創新，但由於台灣對外投資過度集中在中國，無法成為創新的泉源，因而弱化了經濟學家熊彼德(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所強調「由經濟本身內部的力量，改變外在限制條件」的經濟發展機制。[8]

        第三重不利影響是台商超額投資中國對國內工業基地與產業鏈的完整性所造成「毀滅性破壞」。部分企業規模因外移而擴大後，原本留在台灣的產業鏈，也被迫外移中國以就近服務這些廠商，因而出現「斷鏈」現象。美其名是「兩岸分工架構」的力量，實質上破壞台灣原本比較完整的產業鏈，讓產業結構轉往少數生產中間財的產業集中。一時之間，這些產業看似出口暢旺，但是等到中國成功發展進口替代產業之後，本身就會被替代，這也是為何現在台灣對中國出口衰退最為嚴重的原因。發展經濟學家努克斯(Ragnar Nurkse)早在半世紀前便提出強烈警告：落後國家政府採取不當的自由開放政策，將造成產業結構過度集中在少數產業的高度風險。兩岸分工架構讓台灣陷入當今的困境，驗證了努克斯的遠見。[9]

        第四重是對國內消費力量的傷害。上百萬台灣中高階管理幹部與高科技人士跟著外移中國，台灣少了這些民間消費主力，加上留在台灣的薪資又普遍面臨新資不漲與工作難找的困境，導致台灣民間消費不振、工作機會減少、勞工薪資停滯，最後只能依賴出口做為經濟成長的動能。台灣經濟愈依賴出口，就愈不穩定，愈容易受到國際景氣與中國進口替代產業興起的影響。

        第五重負面影響即政府的政策獨厚特定產業與少數財團，政府介入的方向錯誤，除了直接傷害到課稅與分配正義之外，也致使國內人才訓練扁平化，生產單調化，而廠商對研發投入的意願普遍低落，更加不利國家創新體系的形成。[10]

        藉由以上五個面向便可以看出隨著過於緊密的兩岸經貿讓台灣經濟體系陷入失衡的狀態。

第四章  章節安排

        本研究大致可分為四個章節，各章節內容概述如下：

第一章    序論

        本章主要在呈現本文的研究目的、動機，以下試以「台灣過度依賴中國」為經，「台灣經貿自主」為緯，分次討論台灣避免過度集中中國的風險與其造成之負面效果，並同時提升台灣人民之生活福祉與產業經濟實力。其次律定研究範圍與限制，就名詞解釋及探討相關研究文獻等因素，為接下來的論述奠基。

第二章    研究問題

        近年來台灣對於中國經濟存在著高度依賴，經貿密集交往的結果卻仍讓經濟毫無起色，甚至每下愈況的窘境，試以討論此現象造成台灣的經濟影響為何？並且探討台灣追求自身經濟成長的同時，如何保有自己的經貿自主性？以上為本文的問題意識。

第三章    文獻檢閱

        各國之間過度追求「全球化」與「自由化」的同時，因為未做好風險管理與衝擊評估的相關準備之下，工作、資金、技術、市場等項目逐漸受到中國的擠壓，進而削弱了本身的經濟優勢，而離中國最近的台灣更是首當其衝，該章節旨在說明台灣經貿過於和中國親近的結果，其結構性問題造成國內的產業環境失衡。

第五章    預期發現

        透過本章節的研究，希冀瞭解台灣經濟過度依賴中國下所造成的風險與負面影響，並同時審思如何善用台灣所既有的優勢與佈局全球的機會，其盼能夠從烏煙瘴氣的台灣環境之下，看到台灣經濟的一片曙光。

第六章    「全球化」等於「中國化」？台灣經濟發展的迷思

        本章旨在闡明身處海島的台灣，本身資源不足，因此與外貿為台灣的經濟主體命脈，而「全球化」的定義究竟為何？追求「全球化」的意義何在？「全球化」的市場究竟在哪裡？「全球化」對台灣的衝擊為何？而台灣目前的經濟政策是不是將「全球化」誤導為「中國化」的可能？並從以上的問題分別討論之。

第七章    台灣經濟三大核心目標：經貿自主、技術優勢、佈局全球

        本章主要說明台灣與中國的經貿交流過於緊密，導致台灣受到「邊陲效應」的影響下，經濟活動比重過於依賴中國，對於整體台灣社會的負面衝擊層出不窮。為了扭轉這個不對等的經貿關係，筆者透過資料蒐集，進而整理出三大目標，希冀能讓台灣經濟恢復經貿的主控權，重視關鍵的產業技術以及創新能力，並且跳脫兩岸之間的區域貿易框架，從而將市場放諸國家市場，以避免雞蛋都放在同個籃子裏。

第八章    結論

        本章為了要在台灣經濟過度傾向中國的問題，求得一個治標又治本的策略建議，因此必須正視台灣過度依賴中國的負面影響，以及重新掌握經貿市場主控權，來確保國家的經濟安全，而面對國際化與全球化的同時，必須要將經濟戰略佈局全世界，以及善用台灣的各種資源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為台灣在世界經濟的舞台上謀得一份重要的經貿角色。

第五章  預期發現

        透過本章節的研究，希冀瞭解台灣經濟過度依賴中國下所造成的風險與負面效果，避免讓台灣的經濟命脈使其掌控，同時審思如何善用台灣所擁有的優勢與佈局全球的機會，並以台灣特殊的地緣關係、歷史經驗、經濟發展經驗以及勤奮打拼的台灣人民，選定適合台灣的利基產業，讓政府攜手與人民共同打拼台灣的未來。[11]

第六章  衡量台灣廠商過度投資中國的指標

        自從政府在1987年8月開放中國重要農工原料進口，並於同年11月開放一班民眾赴中國探親，一直到最近已經簽署的服務貿易協定，[12]與對岸的交流互動已逾三十年，台灣對中國的經貿投資已經日益緊密。然而，中國仍對台灣深具敵意，仍不放棄以武力併吞台灣。台灣的經貿活動過於集中中國，而中國與台灣之間又處於合作益競爭的曖昧關係，這情形不只會對經濟面產生重大的影響，對於國內政治情勢甚至國家安全的牽連至關重大。衡量台灣廠商是否過度投資中國的指標有以下兩點：[13]

一、台商投資中國占我國GDP比重

        台灣對中國的投資金額，在2004年有近7億美元，GDP比率占了2.04%；而到了2012年投資金額更高達10億美元，占GDP比率的2.3%。[14]上述數據顯示國內的企業公司多採「降低成本」的策略，廠商赴中國投資，結合當地低廉的勞力與土地以創造企業「第二村」，不過這種策略學習門檻不高易為對手模仿。長期而言，對所有參與此種競爭的廠商而言只是一種零和遊戲，不能算是真正的企業發展策略，若政府對台、中經貿缺乏有效的管理與規範，廠商競相採取此種策略除了減輕企業轉型壓力外，更使中國出口商品取代台灣出口商品。國內移往中國生產的低層次產業無法由其它新的高層次產業取代，減緩我國成長的力道。[15]

二、台灣對中國投資金額占我國對外投資的比重

        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正處於先進國家與後進國家之間，在全球化大趨勢下，對外投資策略有二：與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發展更密切得投資與經貿關係，並藉此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與人才，創造更多新的工作機會，以減輕全球化對國內失業率、所得差距以及平均薪資所得成長等負面的衝擊；二是投資中國以及其它後進國家自我沉淪的投資策略，讓已不具國際競爭力現有的低層次產業能移往這些國家生產，創造企業的第二春。最適的全球化對外投資策略應是維持國家生存與發展的經貿自主程度為前提下，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點。[16]2010年的我國對外總投資比重已高達81.3%的記錄，[17]這代表國內廠商的「全球化」幾乎同於「中國化」，和歐、美、日先進國家對其它先進國家投資占其對外投資比重為六至七成相比，顯示我國對外投資已過度向中國傾斜。[18]

        基於中國對台敵意未減且處處打壓台灣在國際社會生存與發展空間，致使台灣在參與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可承受的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風險很低，政府必須盡速扭轉這種「全球化」等於「中國化」趨勢，對廠商投資中國作出必要規範。[19]

第七章  「全球化」等於「中國化」？台灣經濟發展的迷思

貿易自由化往往是個雙面刃，有利於簽約國的強項產業，而代價是弱勢產業可能萎縮。雖然適度的金融與貿易自由化有利於經濟發展，然而，無限上綱的自由化卻會危害國家經濟安全，因為資金、商品與人員跨國移動的難易程度各有不同。^[20]從歐元區整合的結果也看到，產業競爭力較低的國家，往往是受害程度遠遠高於較具競爭力的國家。另外，在過去三十年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雙重作用下，國家與政府的社會利益協調及保護功能日益弱化，經濟自由化帶來的利益與風險分配極度不均，利益被極少數人拿走，風險卻由大多數人承擔。^[21]在全球化浪潮所及之處，幾乎所有社會都面臨「富者更富、中產趨貧、貧者更貧」、知識與數位落差不斷擴大的難題，而眾多弱勢群體，則被邊緣化並暴露在巨大的經濟與環境風險下。近年出現的反全球化示威、「佔領華爾街」運動，都與這些負面效應有關。^[22]

1969年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博根(Jan Tinbergen)也曾提出「負面經濟整合」的概念，強調社會經濟制度差異很大的國家(例如台灣與中國)如果進行經濟整合會帶來許多災難。晚近的國家經濟整合理論也不斷提出警告，認為經濟整合對於經濟規模小的國家而言，其實非常不利。^[23]

政府的施政目標應該在贏者圈與輸者圈維持適度的平衡，全球化所影響的資源分配上要做好規劃與配套措施，讓強勢產業能有機會出頭，弱勢產業也能提早做因應準備。

        然而，政府卻將適度的自由化曲解為自由放任，認為政府完全不應對市場進行干預。這種自由放任思維傷害台灣經濟最深的莫過於2000年後，政府屈從個別企業的要求，全面開放廠商赴中國投資，卻不考慮開放後對社會經濟所造成的負面衝擊，放任並鼓勵金融機構前進中國，以及積極開放中資來台從事投資與併購，忽略了開放中資對維持國內技術優勢的衝擊，更忘了構築金融防火牆與監理體系必須與時俱進的重要性。^[24]

      政府放任自由放任的迷思，縱容商人無限制追求個別利益，讓財團的商機判斷取代了國家發展方向，而讓大部分台灣人民承擔自由放任後的社會惡果，罔顧國家經濟安全與長遠整體利益，以致讓台灣的社會經濟形成多重危機：第一重危機是，整體經貿對中國市場過度依賴導致台灣喪失經濟主體性；第二重危機是，過度投資中國導致工作難找，薪水不漲，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第三重危機是，自由放任迷思導致政府施政失焦，實質競爭力衰退；第四重危機是，過度依賴進口能源與糧食；第五重危機是金融服務業凌駕實體經濟的扭曲發展。這些危機彼此互相強化。^[25]

        此外，政府過度迷信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以為這是解救台灣經濟的萬靈丹，不惜犧牲主權尊嚴與國人健康安全以求簽訂FTA的門票，更援引南韓與美國、歐盟等國簽訂FTA的事例強迫國人接受不合理的外國要脅，卻忘記韓國是在確定其產業深具國際競爭力後才去洽簽FTA，我們的政府卻倒果為因，再放任國內資本形成不振與技術優勢流失之後，再來寄望FTA以強化經濟實力，這無異緣木求魚。^[26]

        FTA固然會帶來短期效益，但長期而言，最重要的還是我們企業的創新能力，以及產業聚落的技術深根。過去台灣經濟最輝煌的時代，中小企業可說是創造經濟奇蹟的頭號功臣。中小企業妥善利用國際貿易所帶來的市場需求與商業資訊，積極尋求跨國的技術轉移與管理新知，透過創新而提高附加價值，洞察商機與發展潛力，維持技術優勢，進行新市場的開發，因而提升台灣產業整體的競爭力。^[27]政府如果對他們的營運與轉型提供充分的協助與輔導，並結合最新的知識技術，把廢棄物「資源化」，方能創造出更多的產業與工作機會，並能有效對抗中國強大的磁吸作用。^[28]

第八章  台灣經濟三大核心目標：經貿自主、技術優勢、佈局全球  

        馬政府自從在2008年5月執政之後，全面推動對中國經貿交流的結果，台灣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已經化為區域貿易而非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關係。依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的邊陲效應理論(Core-Periphery Theory)分析，中國已經成為中心，而台灣則變成中國的邊陲，產業快速空洞化導致台灣得國內投資成長是負值，失業問題一直無法改善，實質薪資不斷下降，以及貧富不均的問題年年惡化，台灣經濟社會問題可以說已經達到空前的困境。[29]

        此外，中國（包括香港）占台灣出口的40%以上，台灣對外投資的80%以上，所以，中國經濟及社會的問題發展與否，影響台灣經濟甚鉅。[30]為預防中國經濟不穩定及社會變動的衝擊，我們應採取分散風險及預防措施，並且強化國內既有的優勢資源，結合潛在的發展機會，發展出適合台灣的三大經濟核心目標：

一、經貿自主

        「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發展模式，看似對個別企業有利，但就台灣整體利益而言，就像是浮士德用靈魂與魔鬼從事交易一樣，以發展主體性換取少數財團與大企業的經濟利益，以致經貿過度依賴中國。^[31]固然，台商海外生產所需的機器設備、半成品以及原物料帶動台灣出口與經濟成長，但海外生產讓國內勞工薪資不易成長、工作難找，導致民間消費不再是經濟成長的泉源。短期內，海外生產雖讓台灣出口集中在原物料、半成品以及機器設備，長期下來，出口產品愈來愈集中於低附加價值、高耗能與高污染的產品，而且生產單調化，更容易讓台灣經濟受到國際景氣波動的影響。[32]

        同時，產業大量外移中國等於間接協助中國發展進口替代產業。近來，台商已逐漸減少從台灣進口在中國生產所需的原物料、半成品與機器設備，未來台灣出口將不再是經濟成長的主要動能。舉例來說，1990-2000年間，台灣出口年平均成長率為12.6%，到了2000-2010 年間便降為8.8%，2012年1至4月台灣對中國出口更較去年同期衰退11.5%，以致整體出口出現負成長4.7%。這些現象說明了「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模式未來將進一步掏空台灣產業，讓台灣陷入經貿依賴中國、成長動能集中於出口且動能減弱以及社會裂解的嚴重困境，這些必須靠確立經濟發展主體性以及維持技術優勢才能扭轉。[33]

二、技術優勢

        維持技術優勢才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長期動態發展能力」，政府產業政策的焦點應該放在如何凝聚並強化此一動態發展能力，讓不同的產業彼此間能生生不息、互相支援。其中，發展產業聚落的概念非常重要，不管是上中下游的生產基地，還是平行的產業聚落，彼此間的關聯度愈強、愈完整，就愈有競爭力，也就愈能確保整體經濟體的長期動態發展能力。此時，政府應對產業外移採取有效管理措施，以避免產業聚落的完整性遭到不可回復的破壞。^[34]

        面對中國強大的磁吸作用，目前留在台灣的中小企業與產業聚落才是台灣珍貴的資產，這些企業主為了繼續留在台灣打拚，繼續照顧員工，而不斷地進行升級與創新。政府政策應該放在如何以資金協助這些中小企業持續進行創新與轉型，未來台灣經濟能否持續發展，端賴這些根留台灣的中小企業如何繼續發揮創新能力。[35]

三、佈局全球

        政府應積極研擬有效對策以扭轉台灣目前「全球化」等於「中國化」趨勢，協助企業與廠商認識並重視「運用知識與創意設計以提高產品附加價值」產品差異化策略的重要性，培育具有國際知名度創意設計人才。唯有更多的廠商願意放棄「降低成本」產品同質化的競爭策略，過度投資中國的現象才能得到緩和。其次，政府應加強與歐、美、日先進國家發展更密切的經貿與投資關係，並拉攏這些國家的投資、技術與人才來台。[36]除此之外，也積極與其它國家簽署雙邊或多邊的貿易協定，並推動國內法規與國際接軌，以期能將經濟命脈分散於多個國家，避免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37]如此一來，我國不但可以避免被中國孤立，還可以促進其他國家與我國經貿合作的意願，增進我國整體競爭力。